1901年6月24日出生，台北新店人。日治時期即從事茶業生意，同時亦參與政治事務。在茶業方面，1932年創設文山茶行，任總經理職，1945年1月任台灣包裝容器株式會社社長。[1]1945年9月任台灣省茶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副董事長由辜振甫出任。[3]1946年1月出任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4]在政治方面，1931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北支部幹事，1935年獲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北本部理事，由地方性政治人物，逐漸朝向全島性政治領導人物前進。[5]1946年3月15日當選台北市參議員，[6]4月15日再參加省參議員選舉，亦獲得當選。[7]5月9日繼宋斐如任《人民導報》社長，[8]並接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分團幹事兼主任，[9]又擔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已成為「台灣議壇中最敢說話的人，所以備受全省的進步份子及文化人的支持和稱讚。」[10]
1946年4月農林廳成立茶業特種股份有限公司，當時貿易局亦經營茶業貿易，4月22日全國茶業商業同會召開全國茶業者大會，反對當局經營茶業買賣，[11]並選派常務理事王添灯等五人，訪問行政長官、農林處及國民黨部提交陳請書。[12]王添灯並在省參議會提案，要求當局將接管的日資茶業公司，「交由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政府只能投資不應直接經營。」[13]農林處長趙連芳並未正面回應是否開放民營，[14]王添灯要求當局將茶業公司委由其經營的公司直接經營，恐怕已為自己埋下殺身之禍。
二二八事件發生，王添灯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組長。3月6日王添灯擔任處委會主席，獲選為處委會常務委員，7日王添灯所提32條處理大綱通過22條，並再追加10條；會後與處委會代表一同赴長官公署向陳儀提交32條要求，為陳儀所拒絕，[15]卻被陳儀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組織偽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自任宣傳組長」，以及「號召前受日本陸海空軍訓練之青年，加以編組以為擴大叛亂之武裝力量」的罪名。[16]3月11日清晨遭憲兵第四團司令官張慕陶派兵逮捕後失蹤。[17]茶行生意深受影響，最後結束營業。[18]
[2]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許賢瑤認為：「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接收三井製茶株式會社所設立的官辦的特種茶業股份公司。」資料來源為1946年5月18日的《人民導報》，但報紙只記載：「農林處接收三井製茶株式會社，設立官辦之特種茶業股份公司。」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是增股招募而成立的，與農林處無關。查農林處成立的公司名為「台灣茶業公司」，是1946年4月成立，公司設於台北市將軍街前三井農林株式會社總部，和王添灯1945年9月成立的公司名稱相近，實則相異，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許賢瑤，〈王添灯的台灣茶業經營事蹟〉，頁244。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增股招募啟事〉，《民報》，第73號（1945年12月21日），第2版。〈復興台灣茶業，農林處茶業公司成立--葛敬應陳為禎任總副經理〉，《民報》，第189號（1946年4月17日），第2版。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茶業分公司，〈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茶業分公司概況〉，《台灣銀行季刊》，第2卷第1期（1948年9月），頁126。
[5] 陳君愷，〈穿透歷史的迷霧──王添灯的思想、立場及其評價問題〉，收錄胡健國主編，《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2年），頁1080、1083-1084。
[7] 應選2席，黃朝琴19票，王添灯9票，蔣渭川8票，報紙將王添灯與蔣渭川的票數弄顛倒。〈省垣首次省參議選舉，順利裡黃朝琴王添灯決定當選--兩氏發表當選感想，誓為奮鬪建設本省〉，《民報》，第188號（1946年4月16日），第2版。
[10] 對照吳新榮的小說與日記，小說描寫：「夢鶴們又到艋舺一間茶行找汪天生，汪天生是現在台灣議壇中最敢說話的人，所以備受全省的進步份子及文化人的支持和稱讚。」1946年10月14日日記記載：「觀覽後到艋舺訪王添丁［灯］省參議員，他現在受進步的文化人之支持不少。」小說將王添灯隱為「汪天生」。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全集卷３‧此時此地》（台北市：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177-178。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８（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頁319。
[12] 唐賢龍指稱王添灯「因為與葛敬恩的兄弟葛敬應爭奪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的位置未遂，因是時，王添灯非常想做該公司總經理，但葛敬恩則不答應，硬要將這個肥職舁予他的弟弟葛敬應，故兩方面均據理力爭，結果，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一職，自然是屬於葛敬應，而將董事長一職便仍由王添灯擔任。然董事長不能調動人事，不能過問實際的行政，等於一個空的銜頭，與傀儡實在無異。王添灯於失敗之餘，自然懷恨在心，遂創辦人民導報一種，天天攻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事變前，即與陳儀、葛敬恩等處於敵對的地位。」王添灯只是就茶業事務向陳儀當局陳情，唐賢龍竟將王添灯擔任的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與葛敬應擔任茶業特種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混為一談，讓陳情變質為謀取官位，以便說明王添灯之所以辦報批評陳儀當局的緣由。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收錄《台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12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4年），頁486-487。
[13] 台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台灣省參議會第1屆第1次大會特輯》，頁126-127。台灣省諮議會檔案，〈為復興本省茶業請政府停止茶業公營改由民營案〉，《台灣省參議會第1屆第1次大會農林類提案》，台灣省諮議會典藏號：0016150035003，頁9。
[15] 根據楊亮功引述前往長官公署的處委會委員吳國信的話：「陳儀於公署四樓接見黃朝琴等，批閱綱要敘文未畢，忽赫然震怒，將文件擲地三尺以外，遂離座，遙聞厲聲，毫無禮貌而去。」可是官報卻報導：「常務委員即於六時至公署面謁陳長官，後因文件手續不備，決定今（八）日正式提出。」完全與事實不符。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頁353。本報訊，〈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廣播處理大綱--除改革政治外別無他求，建議案本日可正式提出〉，《台灣新生報》，第500號（1947年3月8日），第2版。
[17] 阮美姝，〈我看到弟弟與陳炘被帶走──九十四歲的王水柳談王添灯〉，《幽暗角落的泣聲--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57-58。陳美妃訪問，曾士榮、林玉茹紀錄，〈王水柳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年2月1日），頁128。